行政处罚规范了，行政收费还没有，对企业、对土地的征收还没有。

（一）政府职能法定 职权法定的第一项要求是，政府职能应当得到明确界定，该由政府管的不能不管，不该由政府管的不能插手。现有28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多数部门的副职人数超过了4人，其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职人数一度达到12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第9号。当外交部发言人情急之下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法律在她心中显然也不是至上的。结论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在中国已经逐渐扎根人心，但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仍然只见于远处的地平线。大规模的信访浪潮，本身是司法权威不足、解决能力有限的结果，在错误的理念之下，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司法的权威。从各国法治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机构就是法院，这样的过程就是诉讼。

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必须克服这些制度性的障碍，行政法治的实现也将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标志。实践中，规范性文件违法往往导致行政执法中大面积、长时间的违法。（2）学者们概括的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基本原则与目标模式的具体内容，彼此几乎是重叠的。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版，第894页。关于行政程序法的价值，《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列举了如下观点：（1）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法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36] 注释: [1] 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81—482页。将价值的概念推及到法律，则可归纳出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满足人类的需要及对法律需要的评价。

由此，本文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是建立行政秩序、追求行政公正。控制权力 行政法学者在对行政程序法进行理论探讨时，常对价值、原则与目标模式三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而就其讨论的内容看，大都涉及于公正、效率等内容，以致于人们（至少作者本人。

[32] 关于平衡论，请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的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3]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89—491页。因此，以‘书生气与法治国家为题，应该是一篇很好的论文选题。规则通常就是由原则证成的， [8]法律规则的正当性源于法律原则的基础性推理。

[21]正因此，在有了秩序的概念外，西方法学又引入了正义的概念。而学者们所说的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无非是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指引下并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原则规制下的立法追求的内容模式。[25] 郭于华对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一文的评议，王铭铭、王期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24页 [26] 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17页。模式一词，词典解释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这一混淆，削减了行政程序法的法律属性，法律的公正在效率的追求下得以吞蚀，不成熟的行政法沦为行政管理行为的奴婢就成为必然。并且必须得到严格遵守。

在这种政权结构中，国民通常的精神状况肯定是忧虑不安的。[24]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学》2002年第10期。

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与秩序甚至可以通约，正如亚里斯多德所指出的夫法律者，秩序之谓也，良好的法律即良好的秩序之谓也。效率与公正从根本上讲不是相对立的价值，公正的行政程序法，能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不公正的行政程序法最终会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13]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19—220页。[2]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91—493页。[31] 关于控权论请参见叶必丰《控权论研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刊。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343页。

[15] 在专制权力结构中，国民无法期望统治者的行为和一般的命令相一致------每个人都必须意识统治者瞬时即变的怪念头，并力图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于统治者的怪念头。将行政公正作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更是基于我国传统行政权力强大无边的现实。

[14] 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7-60页。（2）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开原则。

[7]法律原则的基本功能在于对法律的规则或法律的实际操作进行规制。行政管理是行政权力运行的本身，行政程序法则是行政管理运行的范围和界限。

（3）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应是效率为主，公平为补充。[7]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第209页。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在于规则的切实与普遍地得到同遵守与执行。[13]人们正是凭借自然界或社会活动的有序的普通性，才得以预测事件发展的过程并因而安排和计划自己的生活。

四、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之二：追求行政公正 秩序概念所关涉的乃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消除人际关系中的随机性并不能够为人们在预防某个政权运用不合理的、不可行的或压制性的规则方面提供任何保障性措施。（3）将行政程序与规制行政程序的法律混为一谈，以致于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或原则或说是其立法的目标模式。

周安平，单位为苏州大学法学院。行政行为的突然性、特殊性、不一致性代替了一致性、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的秩序要求，行政行为始终处于变化不定，忽左忽右的领导人的意志之中。

高源《控权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22]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7页。

[23]因此，笔者认为，将行政公正作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更能反映人们对我国传统上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拘束与控制，衡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要求与期盼。后者如保障权利或限制权力等内容设计模式。什么是法律原则？周永坤教授在评价英国法学家沃克的定义及白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后将法律原则定义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或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正是基于行政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本性，笔者认为，效率永远不能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行政程序法关于时效的规定也只是公正要求下的应有之义。

行政权力执法中不遵守普适性的规则，是对规则的最大破坏。因此，行政行为失序最终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失序，市场经济失序其实只是行政行为过程性失序的必然结果。

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原则与目标模式是三个不同位阶的概念，行政程序法的法律价值制约着行政程序法的法律原则的选择并决定行政程序立法内容的目标模式的最终定位。[3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5页。

[27] 自从美国学者波斯纳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出版后，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经济学分析的热浪，有学者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律原则可分为立法原则与司法原则，前者是立法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旨在规制立法者。